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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指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从市场份额来看，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份额高达六成，在亚洲也占到四成。按领域来看，在交通、发电设备和工厂领域，中国企业分别占据销售额的首位。实际上，围绕亚洲的铁路基础设施出口，中国企业赢得订单竞争的情况显著。例如围绕马来西亚东岸的铁路，2019年4月中国与马来西亚政府就重启达成协议，建设由国有企业中国交通承担。该公司2018年在海外的销售额达到227亿美元，在ENR的统计中排在第三位，在中国企业中排在首位。

【首松口】东电社长小早川智明14日与福岛县知事内堀雅雄会面，后者再次要求东电废弃福岛第二核电站，称这是“福岛县居民的强烈愿望”。小早川回应，东电正有此意。小早川告诉内堀：“我们认为，（就福岛第二核电站今后的）运转状况，模棱两可的状态会阻碍当地重建。”

从理论上，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这样的观点。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拆分像Facebook这样的企业可能要比拆分AT&T这样的企业更为困难，其结果也更加难以控制。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曾经讨论过拆分Facebook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用拆分来破解Facebook的垄断是很没有操作性的。他指出，用拆分来破解垄断的最关键工作是将垄断企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分开，同时将其拥有的关键设施（essential facility）向公共开放。例如，在AT&T的拆分中，本地通话业务是自然垄断的，而长话业务的竞争性则相对较强，两块业务的区别比较明显，因此对其拆分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原本由AT&T垄断的本地回路（Local Loop）等关键设施也很容易被甄别和开放。但对于像Facebook这样的多边平台企业，其各业务之间的相互支持要远比AT&T更为紧密，关键设施的甄别和剥离也要困难得多。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将Facebook的业务区分为社交、广告等部分，但在实践中，广告业务用到的是社交提供的数据。如果要将这两块业务分开，那么这两块业务就都难以独立存在了。换言之，如果要像拆分AT&T那样按照业务来拆分Facebook，那无疑就是要消灭Facebook本身，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Facebook是一个全球性的企业，因此要按照地域来对其进行拆分也几乎不可能。那么，按照休斯建议的那样，把WhatsApp和Instagram重新剥离出去呢？恐怕也很难。由于WhatsApp和Instagram本身的盈利都很困难，因此可以想象，一旦独立，它们的财务状况可能十分糟糕，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们还会重新成为Facebook的一部分。

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一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充分调动信贷、债券、股权、保险等各类金融资源，有效增加表内融资供给，满足有效融资需求。二是完善市场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措施。推动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探索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融资、创新创业金融债券、股权基金、产业基金、天使投资等产品和服务，拓宽科技型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提高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水平。三是对受到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型企业，加强市场化金融服务及汇率风险管理，鼓励其不断开拓出口新市场。四是继续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解决融资难的基础上推动降低融资成本。

新年首周港股通资金继续延续“南冷北热”的风格，根据万得数据显示，2019年首周3个交易日港股通北上资金为人民币13.71亿元，而南下资金为人民币负24亿元。资金持续回流A股市场，流出港股市场，也导致了恒生沪深港通AH股溢价指数在新年首周出现三连升。

她进一步解释，从基金行业来看，经过十年发展，基金投资人仍以散户为主，市场买方力量过于薄弱，类似股票市场，需要将基金销售的角色进行转化；从基金产品来看，随着资管业务全面放开，未来投资人面对的投资产品，无论从数量还是复杂程度，都将使普通投资人更需要依赖专业投资顾问，为其量身定做理财解决方案；从基金销售来看，受历史发展影响，商业银行在信托产品销售中具有强垄断地位，不利于形成多元化的销售体系。